文｜飞鱼说史（改写版）

德国思想家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中提出著名论断：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，人类文明曾经历一个“轴心时代”。在这数百年里，世界上只有寥寥几处孕育出系统哲学与新的思维方式——中国、印度、希腊，兼而论之还包括以色列；直到今天，人类文化的诸多基本形态，仍在这四种文明的延续、分化与再创造中展开。

放在中国历史坐标中，雅斯贝尔斯所谓“轴心时代”，恰与春秋战国相重合。那是礼崩乐坏与百家竞鸣并行的年代，旧秩序摇晃，新观念破土而出，思想与权力的角力几乎无处不在。

春秋初期，诸侯林立，名义上仍以周天子为“天下共主”。然而周室气数已衰，中央号令难出王畿，礼乐名分日渐空转。天子在宗周之外的影响力，大多停留在象征意义上，真实权力则被各路强国分食。

齐桓公得管仲整饬内政、通商富国、练兵御侮，于是率先称霸。其后楚、秦、晋等大国次第崛起，弱小诸侯被裹挟其间，难以自主取舍。面对“强并弱、众并寡”的大势，不少小国在周王室与列强之间举棋不定。

那么，周王室在春秋是否已彻底“徒有虚名”？若把时光之镜对准两千多年前，隐约能听到王畿里的辩白：即使名望所存，亦非全然无用。本文拟自春秋“两大集团”格局讲起，讨论王室与霸主、与小国的互动，进而透视这份“虚名”的残存功能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“平王立，东迁于雒邑，辟戎寇。平王之时，周室衰微……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政由方伯。”东迁洛邑标志着春秋开端，周室势微，诸侯蜂起，四方强国初具规模，政令往往出自“方伯”之手，而非天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四强皆起边陲：齐据海东，楚压江汉，秦雄关陇，晋据河汾。它们无一不以变法图强为路径，在政治、经济与军备方面持续加码，国力水涨船高。反观鲁、郑、陈、宋、卫等多处中原腹地，却被强邻层层包围，发展迟缓，久而久之陷入二三流行列。

在大国博弈中，小国多半被迫选边站队，逐渐形成两个阵营：以齐、后以晋为首的中原集团，与南据楚国为主的南方集团。于是春秋前期有齐楚争霸，继而转入晋楚对峙，格局此消彼长，数度更替。

若以晋国为例，可见霸主与周室的微妙关系。《左传·僖公》载，晋公子重耳漂泊十余年，终在秦楚等国援助下返国，是为晋文公。其治国期间“君明臣贤”，锐意进取，时势恰与齐桓公崩后齐国内乱相叠，晋遂乘势接棒称霸，成为北方中原则力中心。

当周襄王遭厄求援时，晋臣狐偃建言曰：“求诸侯，莫如勤王……且大义也。”意思是：若欲得诸侯之心，当举“勤王”之旗。此举既合名分，又便于号召，是晋国扩张影响的上佳时机。

晋文公果然“尊王攘夷”而治，但其“尊王”并非真心归附，而是充分看重天子名分的政治效用。打胜仗后他会献俘劳王，陈列甲车徒兵，以示恭顺；可在礼法上却屡屡越界——不亲诣王庭，而召王至己所，令诸侯“以臣召君”，使天子出猎河阳。《春秋》书此，孔子叹曰：“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。”礼制由此名存实亡。

从晋之视角看，周天子是一块必不可少的“金字招牌”。拥其名，可以令号令更“合法”，使盟主身份稳固；弃其名，则易遭群起指摘。因而天子虽被轻慢，招牌却必须紧攥在手，随时用以加固霸权的正当性。

从周室视角看，孔子评晋文公“谲而不正”，而赞齐桓公“正而不谲”。齐虽称霸，却尚能在仪节上示敬：周襄王赐以文武胙、彤弓矢、大路，并命“无拜”；管仲劝谏后，桓公仍下拜受赐。晋文公则不留情面，这自然使周室如芒在背，既忌惮其强势，又不得不借其威力护持自身安全。

于是，周天子与霸主之间形成一体两面：相互借重，又相互防备。晋之于周如此，换成齐、秦、楚时，结构亦大同小异——都是在名分与实力之间寻找平衡点。

再看小国与王室的关系。在齐楚争霸与晋楚争霸的两个阶段，小诸侯多呈依附态势。齐国麾下曾有陈、鲁、卫、蔡、许、邢等；晋国麾下则见鲁、卫、曹、郑、宋、杞等；而楚国亦收陈、蔡、许、沈、胡、郑、宋等为羽翼。小国“左右逢源”的背后，是在强邻夹缝中的艰难求存——谁强便向谁，甚至一时两头押注，皆出于现实算计。

以鲁为例，《左传·襄公》称其“职贡不乏”“玩好时至”，公卿大夫往来不绝，国库“无虚月”。这说明在霸主面前，小国不敢怠慢，否则轻则问罪，重则伐国。齐桓公时，蔡侯失礼，齐即率诸侯问罪，“蔡溃”收场，便是明证。

在这种结构下，霸主往往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主盟者朝天子，小国随之拜受名分；会盟时借王命以固盟权，周室的象征权威成为维护秩序的“外衣”。小国虽无力改变大势，但能借周天子的面子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安全阀。

《左传》与《纪事本末》记鲁僖公时事：晋国擒卫侯并押送王都，甚至有人奉命下毒。卫侯以重金贿赂才捡回性命，仍被囚禁。后鲁僖公出面，请以珠玉通好王与晋，王允之，卫侯方得释。由此可见，周室虽弱，在关键节点仍能发挥调停之效，给小国留一线生机。

综上，春秋时的“周天子”确有名实不副之处，但这份“虚名”并非空壳。于霸主而言，它是合法性的护符；于小国而言，它是在绝境中可资援引的最后屏障。象征秩序的余温，维系着天下政治的最低共识——哪怕只是形式。

然而，象征也会被现实蚕食。随着兼并战争加速，王室影响力日渐消解。入战国后，列国骤减，强者更强，诸侯纷纷“称王”，周室终成洛邑一隅之地，既无财赋，亦乏兵权，最终在历史洪流中悄然退场。

这段历史为我们提示：名分与实力并非非此即彼。名分能为实力背书，实力亦可反哺名分；当二者相互利用、相互消解，政治秩序便呈现出复杂的层累结构。春秋的精妙，正在此处。

参考书目：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、雅斯贝尔斯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等。（图片来源网络，若涉版权请联系删除）END